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浇灌友谊之花 谱写合作新篇

时间:2018-08-07  来源:未知  作者:昌平新闻网

  大批中国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远离祖国亲人来到非洲,帮助当地建设医院、下乡义诊,培训水稻种植技术,教授杂技艺术,把当地咖啡带回中国推广……他们的辛勤付出,为非洲当地民众带来了福祉,赢得了广泛信任——
  浇灌友谊之花 谱写合作新篇

  中国专家让大米不再是“奢侈品”

  张 勇

  2012年8月底,我作为水稻技术专家来到科特迪瓦执行国家农业技术合作援助项目。我们的驻地在科特迪瓦南部的迪沃市,距经济首都阿比让约160公里,水稻试验基地就在距驻地20公里的格格杜村。

  科特迪瓦的水稻品种少、种植面积小,还保持着刀耕火种的原始生产方式,水稻单位产量不足每公顷3吨。人们的主食是木薯和芭蕉,大米是一种“奢侈品”。得益于气温高和雨季降水充沛,当地农民一年种植两季的常规稻,在这里选育水稻新品种的育种年限也比中国短。

  从传授、赠予优良稻种到培训农机操作手;从稻田灌溉、供给村民生活用水到稻米加工、仓储,我们手把手教当地农民,和他们一起工作在田间地头。我的工作是水稻育种、新品种栽培、示范和相关技术培训等,负责管理10.4公顷稻田,指导10名当地员工。在5年多时间里,我们培育出了10多个水稻新品种,其产量和品质都比当地主栽品种有了大幅提高,在当地广泛推广后,受到了科特迪瓦政府和民众的高度肯定。

  在此期间,我经历过两次暴乱和席卷西非的埃博拉疫情,曾在方圆两公里荒无人烟之处独自坚守岗位60天,多次感染疟疾高烧达40摄氏度,还曾两次遭到持枪抢劫。然而,信念和友谊,使我不仅不惧怕这里,还深深爱上了这个地方。

  2013年6月的一个大雨天,我的车辆不小心陷进路边泥潭里。我尝试拨打技术组同事的手机,信号却中断了。10多分钟后,有一群年轻人路过,他们毫不犹豫地跳进泥潭,把车辆推了出来。他们干净整洁的衣服被溅了一身泥,却婉拒了我的“感谢”。他们对我说:“应该是我们感谢你们才对!以前我们只能吃木薯,自从中国专家来到科特迪瓦培育大米后,我们才有机会吃上大米。”

  2017年9月的一天,我到200公里以外的加尼奥阿省开展水稻示范指导。由于路况较差,车辆行驶缓慢。距离目的地还有30公里时,我乘坐的皮卡车右前轮突然爆胎。两位当地年轻人走过来热心地询问。他们主动帮我们卸下车轮,骑摩托车送我们去30公里以外的加尼瓦市修补轮胎,再把我们送回原地,帮着把修补后的车轮装上,并一直陪同我们到达目的地。

  他们说,他们村每年都有农户来到格格杜村的水稻试验基地学习培训,为他们带回许多中国稻种。他们如今能吃上优质大米,生活水平有了很大提高,都要感谢中国人给予的无私帮助。“中国人是我们最真心的朋友。只要你们介绍自己是来自格格杜村的中国水稻专家,走到哪里都会得到帮助!”

  2016年到2017年,由中国商务部主办、中国农业部对外经济合作中心承办的科特迪瓦水稻技术海外培训班在科特迪瓦连续举办。在培训班上,我们将多年来在当地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传授给科特迪瓦全国各地的80多名学员。

  望着学员们欣喜的眼神,我的心中充满温暖。

  (作者为中国援助科特迪瓦农业技术合作组水稻专家)

  坦桑尼亚

  “最需要帮助时,总会有中国朋友的身影”

  宋 涛

  2007年8月1日,我第一次踏上非洲大地,来到坦桑尼亚执行援外医疗任务。

  2008年,中国援坦桑尼亚医疗队配合中国驻坦大使馆调研坦桑尼亚在医疗领域的需求后,中坦双方政府初步达成在穆希比利国家医院内建一所心脏外科医院的意向。2014年,中国政府援助坦桑尼亚工程项目——心脏外科诊疗培训中心建成并启用。此后,不仅坦桑尼亚的心脏病人不用转诊到其他国家,周边国家的心脏病人还可以转诊到坦桑尼亚来治疗。

  2017年,来自英国、美国、加拿大、南非、印度等国的15个短期医疗团队借助这一平台实施了集中手术。心脏外科诊疗培训中心共完成289例心脏病手术,为坦桑尼亚政府节约转诊治疗资金7亿坦桑尼亚先令(约合210万元人民币)。

  2013年3月29日,坦桑尼亚第一大城市达累斯萨拉姆市市中心一座在建的16层楼突然倒塌,现场一片狼藉。我们第一时间赶到现场,与中资企业一道在现场工作了四天四夜。时任坦桑尼亚总统基奎特说:“在我们最需要帮助时,总会有中国朋友的身影!”

  2014年4月,我们远赴马拉省普天马县义诊,当地政府向我们赠送了一对小羊羔,这是当地赠予尊贵客人最高规格的礼物。2016年7月,我们赴林迪省卢枉瓜村义诊,当地条件异常艰苦,小旅馆里没有水、没有被子,我们把床单披在身上,半夜被冻醒……

  医疗队下乡义诊的活动被坦桑尼亚媒体广泛报道。坦桑尼亚总理马贾利瓦称赞说,医疗队下乡义诊提供了“想人所想、急人所急”的医疗帮助。

  2016年9月10日,坦桑尼亚西北部卡盖拉省发生里氏5.7级地震,医疗队成为第一批到达地震现场的外国救援队。我们与当地医生一起,在地震灾区工作了四天四夜,共同诊治500例次病人,开展20余台手术。

  早在1968年4月,中国第一批援坦桑尼亚医疗队就来到坦桑尼亚工作。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医疗队担任时任总统尼雷尔的保健医生,为尼雷尔总统及其家人提供医疗服务。有一次,我去看望尼雷尔的遗孀马瑞娜,她的二儿子感激地说,上世纪70年代,他夫人难产,多亏医疗队员及时帮助,才确保母子平安。尼雷尔的孙女恩古萨十分信任医疗队,她的孩子生病,她只有在征求了医疗队儿科医生曲先锋的建议后才觉得安心。

  1971年10月25日,第二十六届联合国大会恢复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时,时任坦桑尼亚驻联合国代表萨利姆身着中山装,在会场欢快起舞的场景,成为中国人民永恒的记忆。

  2017年11月9日,是中国第二十四批援坦桑尼亚医疗队在坦桑尼亚的最后一天,我们来到萨利姆家中拜访。合影时,大家不约而同地高呼:“中坦友谊万岁!”这是世界上最优美的旋律。

  结束援外任务临别之际,马贾利瓦总理亲笔为我们赠言:“坦桑尼亚人民需要像你一样的中国朋友,请将坦桑尼亚作为你的第二故乡,常回家看看。”

  (作者为第二十四批中国援坦桑尼亚医疗队队员)

  苏丹

  中国杂技艺术在这里开花结果

  刘元培

  在大街上,在剧场里,苏丹朋友总是热情地用“西尼,郭伊斯”(意为“中国人,了不起”)招呼我们。得知我们是中国杂技教练时,他们都会走上前,和我们握手致意。不少家长领着孩子来问中国教练:“你们还培养新学员吗?请带我的孩子去中国学杂技吧!”有的孩子还会主动问教练:“我练杂技行吗?请把我收下吧!”

  苏丹民众对中国杂技的热情,要从47年前说起。1971年,根据中国和苏丹两国政府签订的文化和科学技术合作协定,中国武汉杂技团接受了培训第一批苏丹杂技学员的任务。苏丹政府文化教育部从苏丹首都喀土穆各中小学校挑选了50名9岁左右的儿童到中国学习,其中35人学杂技,15人学中国民乐。

  经过两年半的学习,这批苏丹少年学会了《单蹬技》《木砖顶》《杂拌子》《走钢丝》《水流星》和《高车踢碗》等20多个节目。1980年1月,武汉杂技团为苏丹培养的第二批杂技学员回苏丹继续学习。我作为翻译,随同中国教练组到喀土穆,继续培训小学员。

  学员们的学习积极性很高,组织纪律性强,有些学员排练结束后,还把道具带回宿舍继续练习。1980年7月中旬至8月中旬,中国教练来苏丹培训时正值斋月,为了充分利用时间多学技艺,不少学员都放弃了年假。当时,喀土穆的气温有时高达40多摄氏度,一旦遇到停电,空调停止运转,房间里立即热气逼人。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学员们仍然每天坚持刻苦练功。

  1981年4月12日,在苏丹国家杂技团成立7周年之际,苏丹文化新闻部为中国杂技教练组举行授勋仪式。苏丹总统加法尔·穆罕默德·尼迈里夫妇来到苏丹友谊厅欣赏杂技团团员们编排的节目。

  帷幕徐徐拉开,天幕中央悬挂着大幅标语,上面用中文和阿拉伯文写着“苏丹中国友谊万岁!” 舞台上,姑娘们用彩带组成一个五角星,小伙子们在五角星后表演蹦板,他们飞身腾跃,矫若飞燕。12岁小演员鲁布娜表演的《滚杯》造型柔美,轻松自如,给观众留下了深刻印象,惊险新颖的《集体车技》《幻术》《定车》《扛竿》《椅子造型》等杂技节目,也博得了现场观众经久不息的喝彩声。

  授勋仪式上,尼迈里总统热情地握住我的手,把苏丹国家一级勋章别在我的胸前,把由他亲笔签发的勋章证书颁发给我。苏丹政府官员、苏丹国家杂技团的领导和团员等纷纷上前和我们握手拥抱。那天,原本计划只观看半场演出的尼迈里总统,饶有兴致地看完了整场演出。

  44年来,苏丹国家杂技团从无到有,发展壮大。成立初期,杂技团没有服装和道具,中国就提供支援;缺少节目,中国就派出最优秀的教师来苏丹亲自传授。

  如今,苏丹国家杂技团被苏丹人民称为“苏中友谊之花”。只要有苏丹国家杂技团的演出,尼罗河边的友谊厅剧场前就会排起长长的队伍,人们争先恐后地购买门票,观看杂技演出。演出大厅里挤满了观众,有时还须加座或卖站票。苏丹国家杂技团还经常出国访问演出,在乌干达、肯尼亚、科威特和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等国,都受到热烈欢迎。

  “中国杂技艺术正在重新铺起一条从中国到苏丹乃至非洲和阿拉伯世界的丝绸之路。”一位苏丹老朋友曾这样对我说。

  (作者为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前阿拉伯语部主任)

  埃塞俄比亚

  咖啡带来美好生活的希望

  李 林

  5年前,我第一次来到埃塞俄比亚旅游访友,好像穿越时光,回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期的中国。大量在建的基础设施项目上都可以看到中国公司的名字,这让第一次踏足非洲大陆的我一下子放松了许多。

  旅游变成了市场考察,也让我萌生了依托埃塞俄比亚农业资源拓展业务的想法。

  在埃塞俄比亚的前两年,我认识了阿比约特。阿比约特家世代从事咖啡产业。埃塞俄比亚的咖啡世界闻名,他建议我将咖啡带回中国推广。后来,我们合作成立了咖啡出口公司。同时,阿比约特用出口咖啡的收入从中国进口生活物资。

  在埃塞俄比亚,当地咖啡生豆资源都被欧美以及日韩生豆商所主导,中国要么只能拿人家挑剩下的生豆,要么从生豆商手里拿二手货源,价格虚高。于是我和合作伙伴们一起走进山区,考察咖啡森林、庄园、处理站、筛选厂。

  我和大家一起吃、一起住,摘豆子,挑豆子,晒豆子,拿着仪器测糖度、密度、含水率,记录海拔、树种和开花结果的情况。

  时间久了,他们喜欢上了认真工作的我。而我最喜欢的是他们欢乐的歌声。水洗咖啡处理厂里,壮汉们排成行,一边用力冲刷发酵后的咖啡豆,一边喊着歌,旋律简单却带着饱满的力量,让我想起纤夫的号子。日晒咖啡处理厂铺满红色咖啡果实的晒床前,年轻女孩的歌声又是那么轻快、悠扬。

  采收的季节是幸福欢乐的,也是辛苦的。我经常见到稚嫩的小朋友拎着足有一公斤的小塑料袋,走一个多小时到处理厂换回现金。问他们挣了钱做什么?孩子们的大部分回答是“留着明年上学买文具”,或者“给家里买盐用”。在咖啡农眼中,咖啡就是他们生活来源的绝大部分,是他们美好生活的希望。

  埃塞俄比亚人民对生活的热爱、对其他人的信任、对幸福的理解,深深影响了我。咖啡对我来说不仅仅是一杯可口的饮品,还是我事业和生活的一部分。

  (作者为旅居埃塞俄比亚的中国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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